數字經濟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要形態、引領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動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陣地、推動產業基礎高級化與產業現代化攻堅的主要載體。數字經濟發展的機遇前所未有，面臨的挑戰也前所未有，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不少突出的短板梗阻與累積的矛盾風險集中顯現，亟需探索一批管用好用、精準落地的小切口政策。

一、數字經濟正在引領數字時代的經濟增長周期

1、數字經濟開拓引領未來發展的新增長空間。隨著數字技術與產業變革的持續深化，全球數字經濟方興未艾，2020年47個國家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到32.6萬億美元，占GDP比重為43.7%。中國是引領全球數字技術創新應用的的第二大數字經濟體，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國民經濟最強勁的增長極，從2005年到2020年，數字經濟規模從2.6萬億元增長到39.2萬億元，年均增速高達19.8%，遠超同期GDP年均增速（11.9%），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從14.2%提升至38.6%，在歷經幾十年工業化發展后正在快速向以數字化為特征的經濟增長周期邁進。從發展趨勢看，東部部分省市數字經濟率先發展到較高水平，到2025年深圳市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將達到30%，浙江省數字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將達到60%，并將帶動全國進入繁榮成熟的數字經濟時代，我國有望成為全球數字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制度創新、理念創新重要策源地。

2、逆勢上揚的數字經濟呈現強大的發展韌性。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穩定器。2020年，在疫情沖擊和全球經濟下行疊加影響下，我國數字經濟依然保持9.7%的高位增長，遠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約6.7個百分點，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7.8%，在線辦公、在線教育、網絡視頻等數字化新業態新模式在疫情倒逼下蓬勃涌現。2020年我國產業數字化規模達31.7萬億元，占數字經濟比重達80.9%，產業數字化緩解了疫情對我國實體經濟的負面沖擊。此外，數字娛樂、遠程辦公、在線教育、工業機器人、服務機器人等無人經濟、無接觸應用場景不斷豐富，推動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AR/VR等應用需求快速增長，拉動經濟社會數字化基礎不斷強化，全民數字化觀念、技能和實踐活動將更加普及。數字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的關鍵動力，對奪取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雙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3、數字經濟孕育數字化治理新模式不斷涌現。為了應對疫情影響，通信網絡、大數據中心、云平臺、智慧城市大腦等數字世界的基礎設施成為防控疫情背后的中流砥柱，保障了一路路對話、一張張訂單、一項項服務、一次次決策。在數字經濟發展的支撐下，網絡社會持續發育加速構建多元共治的數字化治理新模式。疫情防控更加依賴網絡空間的新社會組織和運行模式、新商業模式發展，加速中國網絡社會發育，互聯網信息公開、民意表達、輿論監督、組織行動等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于網絡空間“自組織、微循環、精準對接”的民間活動有效激發了社會聯防聯控的巨大潛力，成為社會動員的重要形式。網絡空間對社會治理、社會文化和經濟生活的影響力倍增，社會公眾等多元主體協同的新型治理模式不斷成型。

二、未來數字經濟發展亟需補強5大短板弱項

新冠疫情是檢驗數字經濟成長的一次危機、一次大考，一些長期受困的短板弱項在疫情中更加明顯，一些潛在的風險隱患在疫情中呈現加劇苗頭。

1、核心數字技術受制于人的軟肋更加暴露。疫情期間，廣泛應用于ECMO（人工肺）、負壓救護車等救護醫療器械的差壓傳感器、磁傳感器、超聲波傳感器、氧氣傳感器等核心器件高度依賴進口，國內16000多家醫療器械企業以“小、散、低”為主,普遍欠缺核心開發能力和生產能力。此外，美國借機實施長臂管轄，收緊美國制造含量的限制，適用標準從25%調整到10%，一旦來自美國的技術或元器件占比超過10%，任何出口我國的數字技術產品都可能受到美國的限制監管。

2、數字產業鏈脆弱性的風險更加高企。受國內疫情影響，加上日韓疫情造成部分電子元器件供給不足，電子信息制造等產業鏈復工復產難度較大，面臨斷鏈外遷風險。比如，疫情期間根據全國工商聯智庫委員會對全國1852家企業的復工調研顯示，集成電路行業復工難度最高；在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中，59.3%的企業受困“外地員工返崗隔離14天導致無法正常復工”，43.3%的企業受困“上下游產業鏈難以協同復工”，34%的企業受困“客戶資源嚴重減少”。

3、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短板更加突出。疫情期間，盡管不少企業轉戰互聯網探索數字化轉型，拓展了“直播電商”、"無接觸貸款"、“在線辦公”等模式，但由于短期收益低、轉換成本高、試錯風險大，企業普遍“不想轉”、“不能轉”、“不會轉”、“不敢轉”，我國制造業企業生產設備數字化率不到50%、應用信息技術實現業務集成比例不足20%，埃森哲《中國企業數字轉型指數》顯示，企業數字化轉型成效顯著的比例僅為7%。

4、城鄉區域數字鴻溝的不足更加凸顯。疫情期間，受限于網絡覆蓋的中西部農村普遍存在疫情防控、復工復產的信息化支撐不到位，按照“停課不停學”要求，大量中西部農村學生苦于找網絡信號、找上網設備、找網課資源。目前全國仍然有超過5億人無法上網，其中超過3億是農民，超過8000萬人“沒有電腦等上網設備”，超過2000萬人“當地無法連接互聯網”。

5、數據資源治理制度的梗阻更加明顯。疫情爆發以來，各級衛健部門、疾控單位、地方醫院等在新冠肺炎疫情數據采集、開放共享等方面的不足，使得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沒有及時拉響疫情警報。這充分暴露了上下不聯、橫向不通的數據資源治理體制機制缺陷和障礙突出，尤其是政企數據對接難，我國開放數據集規模僅為美國的1/9，企業生產經營數據中來自政府的僅占7%，掌握海量數據的超大型互聯網企業向政府開放數據資源意愿低。

三、探索數字經濟發展精準落地的小切口政策

在數字經濟的迅猛潮流與全球競爭中，不進則退、慢進亦退，不破則退，不立亦退，亟需從數字經濟的大戰略著眼、從問題導向的小切口入手，探索出臺一批精準落地的政策。

1、探索建立數字經濟全產業鏈支持區。優先支持5G、工業互聯網、集成電路、智能制造、新型顯示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依托深圳龍崗、成都高新區、上海浦東等地電子信息制造業集聚集群優勢，先行探索建設數字經濟全產業鏈支持區。對數字經濟全產業鏈支持區實施新產業用地（M0）政策，實施財政、稅收、金融與社保等領域的結構化支持政策。依托龍頭企業、行業組織等建立數字經濟產業鏈上下游配套企業清單，按照“一鏈一平臺”建立產業鏈共享服務平臺，實施清單式、全鏈條精準服務。

2、探索建設數字經濟國家實驗室體系。依托北京懷柔、上海張江、安徽合肥3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加快建立數字經濟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國家實驗室，加快攻克高端芯片、基礎軟件等，力爭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區塊鏈等形成非對稱優勢。依托龍頭企業探索把國家實驗室靠前建在市場一線、建在企業的機制與模式，立足大國市場優勢與應用場景優勢，打造“市場需求—應用研究—原始創新”模式。借鑒新一代光刻技術突破經驗，建立國家實驗室、國家工程中心、國家產業創新中心、龍頭企業協同合作的聯合攻關體系與機制。

3、探索建立適應數字經濟的靈活就業政策。實施靈活就業倍增計劃，在總結疫情期間靈活就業、在線辦公的基礎上，依托直播電商、社交電商、生鮮電商等各類電子商務平臺，以及共享經濟、“宅經濟”平臺，積極拓展靈活就業空間，對提供靈活就業的平臺企業予以穩崗創業補貼、技能培訓補貼等就業扶持政策。強化靈活就業社保網絡，加強對數字經濟背景下勞動關系、社會保障新問題的研究，建設符合數字經濟就業特點、更為完善就業保障體系。推動將依托互聯網平臺實現靈活就業人員納入社會保障覆蓋范圍，切實加強靈活就業人員的勞動者權益保障。

4、探索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政策。探索全產業鏈總體授信與配比授信政策，為推動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協同發展，探索金融機構對數字經濟全產業鏈保護區實施總體授信，規定授信總額，上下游企業以供應鏈關系相互提供信用擔保，明確相當比例的授信額度定向服務中小配套企業，推動供應鏈核心企業、互聯網平臺企業與金融機構信用信息共享和評價結果互認。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REITs試點，在數字軌道交通、新一代人工智能設施、智能電網、新能源汽車充電設施等建設領域試點REITs，探索在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印花稅等方面給與配套支持。

5、探索推進數據資源治理創新。探索構建全國一體化國家大數據中心，聚合“十二金”工程數據、4大國家基礎數據庫，形成統一開放共享的“數據航母”。探索建立世界級科技創新數據資源平臺，借鑒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NCBI）、日本DNA數據庫（DDBJ）經驗，先行建設國家信息科學數據平臺、國家生命科學數據平臺、國家能源科學數據平臺。探索數據資源所有權與使用權分置，實施數據資源誰使用、誰受益、誰保護，數據所有者擁有分享數據資源開發所得的權益。適時推進數據定價、交易、流通機制建設。

（作者：胡擁軍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產業發展部，本文發表于《中國經貿導刊》2021年10月下旬刊）

（出處：國家信息中心，作者：胡擁軍）